旅游资源是旅游活动的客体,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旅游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我国旅游业始终没有突破外事接待型的模式,工作重点主要在政治外交和民间往来方面,并不讲求经济效益。“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把旅游接待当作单纯的政治接待,不计成本,不讲效益。因此,旅游资源未能得到很好的重视和开发。邓小平指出:“搞旅游就要千方百计地增加收入。既然搞这个行业就要看看怎样有利可图。”怎样有利可图呢?他说:“我们国家地方大,名胜古迹多,如果一年接待五百万人,每人花费一千美元,就是五十亿美元。”他在同中共安徽省委、徽州地委负责人谈话中指出:“黄山是发展旅游的好地方,是你们发财的地方”,“在这里,我们的资本就是山”,“要有点雄心壮志,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80年代初,国家旅游局提出“四个转变”的方针,其中第一个转变就是从过去主要搞旅游接待转变为开发建设旅游资源与接待并举,这是邓小平旅游经济思想的贯彻和实施。它为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生机。
邓小平不仅把旅游资源的开发列入发展中国旅游业的思路,而且围绕旅游资源的开发提出了不少对策和方略。如要搞好旅游景区的建设,改善旅游设施,开辟旅游线路,整修名胜古迹等等。这些都直接对我国旅游资源的开发起了指导作用。其中关于保护风景区、防治污染以及发展旅游必须与城市建设综合起来考虑等观点的指出,更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旅游业比任何行业都更依赖环境。邓小平高瞻远瞩,在打开中国旅游业发展的新篇章时,就把环保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他反复提到,桂林的水被一个工厂污染,要把工厂关掉,要下决心把污染治理好,保护风景区。他说,“桂林山水甲天下,水不干净怎么行?”还说北京要搞好环境,种草种树,绿化街道,管好园林,经过若干年,做到不露一块黄土。现在,当包括环境保护在内的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已成为旅游资源开发规划的重要理论依据时,再重读邓小平的这些论说觉得分外亲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有些教训的。回顾20年来旅游资源开发所走过的路程,急功近利盲目开发,疏于对旅游资源保护和旅游地环境承载量的控制等现象,并不少见。实践表明,旅游资源的开发,一定要有保护旅游资源与环境的意识,并积极采取相应的得力措施,方能保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近些年来,我国在旅游资源开发中强调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并重,是十分有必要的。
城市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的中心,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集合点。从宏观角度上看,城市本身即是一种独具魅力的旅游资源。邓小平提出“发展旅游要和城市建设综合起来考虑”,“发展旅游必须考虑与城市建设相配套”。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旅游资源开发规划理念与城市建设有机结合,我国涌现出一批旅游城市。有自然风景与城市风貌互相穿插、交相辉映的风景城市;有保护与建设并重,新旧巧妙结合的历史名城;有具有浓烈时代气息,体现时代进步精神的现代化城市。这些城市的崛起,发展了旅游,繁荣了城市,归根到底促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95年起开展的创建优秀旅游城市活动,进一步把发展旅游与城市建设的结合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如今首批优秀旅游城市已通过验收,另有一些城市正在积极创建中。“旅游兴市”、“旅游立市”成为不少城市建设和发展的目标。据世界旅游组织研究,近几年,世界旅游业正在步入一个“旅游新时代”,在“旅游新时代”里,旅游业将主要通过与相关行业、相关部门交叉联合、协调增长的“系统经济”获得持续发展。旅游发展与城市建设相结合的思想,将在新形势下进一步丰富其内涵,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二十年过去了,我国的旅游资源开发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一万多个景区点涵盖了自然景观、历史古迹、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分布在全国各地,吸引着源源不断的中外游客。邓小平当年关注的黄山、桂林、昆明等景区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已成了享誉四海的旅游品牌。如今旅游资源开发在我国方兴未艾,不仅西部潜在的旅游资源亟待开发,而且东南部已开发的旅游资源也有再开发的需要。我们要高举邓小平理论及其旅游经济思想的旗帜,继续开拓奋进,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从亚洲旅游大国向世界旅游强国的历史性跨越。